2020年12月25日，第四届中国城市运营论坛在北京京城大厦隆重举行，论坛主题为“AI+健康：探索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健康产业发展之路”。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先生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内容根据沈爱民先生在“2020中国城市运营论坛”的演讲整理。）
庚子之年，人类遭遇百年大疫。回顾历史，一百年前，1918~1920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5亿，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3，死亡人数在5千万到1亿人之间，仅次于天花；一百年后，新冠疫情来袭，截至2020年12月25日，全球感染人数近8000万，死亡170万，覆盖了2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因此，健康当今已经成为每个地球人都关注的头等大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科学技术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历史上曾有很长时期人类面对重大疫情基本束手无策，所谓“群体免疫”实为无奈之举。这种情况自19世纪以来发生很大变化，微生物学的发展，以及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天花是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横行人类社会3千年，死亡人数近3个亿。但天花也是人类唯一用科技手段基本上彻底消灭的传染病， 1979年10月25日被定为“人类天花绝迹日”，人类用170年终于消灭了天花病毒，依靠的是科技，是牛痘疫苗。
此次新冠疫情有一个反常现象，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除了印度、巴西等，其他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可以说是疫情的两大“震中”。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重灾区，并非是因为医学技术水平不行，原因在于抗疫模式和政策选择。我国防疫做得很不错，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承不同，习惯各异，其他国家学不了“中国模式”。在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要想战胜疫情，战胜新冠，唯有科技，舍此无它。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我国科技界表现不俗。2003年非典，我们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此次新冠疫情我们仅用了一周时间。同时，在第一时间研制出了核酸检测试剂盒，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同时，我国利用大数据实行了严格的防控措施，采取了多条技术路线开发疫苗，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企业技术创新任重道远
我国在抗击疫情中的优秀表现，得益于我国多年来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衡量是否成为创新型国家可以参考几个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0%以上；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科学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我国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客观地看，我国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依然存在。
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有两个榜单可以作为参考。一个是世界500强企业，2020年，我国共有124家企业进入榜单，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这个榜单大家都很重视，但是对另一个榜单的关注度不高，即全球创新百强机构。2020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企业入选该榜单，分别是华为、腾讯和小米，此前很长时间，这个榜单上没有中国大陆企业。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占比近25%，这个很给力；全球创新百强榜单，中国大陆企业仅占0.6%，差距有些大。因此，有评论说，中国企业存在着“大而不智”的问题。2020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了还有不少在技术上被卡脖子的地方。
健康产业是提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健康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在有的领域能达到或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领域。比如，医药产业在健康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然而我国相当大比例的化学药品均为仿制，自主创新型药品很少。据悉，全球主要药企研发投入占收入的比重通常为10%~20%，有的更多，国际平均水平大概是8%，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2%左右。
创新要发挥“敢为人先”的精神
分析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原因，可以涉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土壤还不够理想。可以看两个例子：
一是从时间纵轴上比较：有研究认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占比为54%。到了19世纪，这一占比仅为0.4%。正因如此，科学史上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二是从地域横轴上比较：近现代以来，有9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琨和屠呦呦。不过，这9位科学家中，除了屠呦呦，其他8位都不是在中国本土环境中开展的科学研究。莫非应了那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这两个例子带来的思考是：第一，中华民族确实是智慧的；第二，我国创新环境和社会土壤有待改善。环境好，可以吸引创新人才；环境不好，人才来了也会走，即使留下来，可能作用发挥也有限。
我认为，创新生态、创新文化与原始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更具根本性意义。从长远看，文化是更强大的力量。
创新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倡导弘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勇气。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其中也有糟粕。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社会上很多类似的话我们也耳熟能详，比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这些与“敢为人先”完全相悖的思维模式，却成为我们现实中屡屡验证的经验之谈。
然而，在科学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科技创新，重视的是从0到1，而不是从1到10。每个人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但估计没有几个知道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名字。科学的本质是批判，科学史就是一部打脸史。施一公教授曾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
创新文化应该融化在民族血液里，植根在社会土壤中，潜移默化在每个人和每个细节之中。在培育创新文化的进程中，政府、企业、科技界和公众，都有各自的责任担当。
政府要实施有利于形成良好创新环境的政策法规措施，创造宽松氛围，允许失败，鼓励探索。
企业包括健康领域的企业，应该敢于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新领域。马斯克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当时给自己定了新目标：人类移民火星。当全世界大多数高科技公司都待在舒适区的时候，马斯克的每一项投资都极度冒险，太空商业旅行、星际太空移民、可回收火箭、真空管道、电动汽车等，据说他每小时就要烧掉50万美元，经常会陷入连员工工资发不出，接近破产的窘境。有人说，与其说马斯克是个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个梦想家。但正是在这个“梦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人类能够创建灿烂文明的本源。
科技人员尤其需要呼唤科学激情。基础科研有个重要特征，即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因此通常“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经常“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真正激动人心的原创科学，从来不是计划产生的。可以计划明年登上月球，不能计划明年攻克癌症。科学最初的原始动力始于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知识是受限制的，想象力则包括了整个世界。科技工作者选择科研做为职业，不只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内心更应有探索世界的冲动，求真求实，才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公众参与
健康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但需要政府、企业、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的参与。换言之，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我国科技战略中有句话，叫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对此，我在这次疫情中有突出感受，就是虚假信息和谣言满天飞。我收到的各种疫情信息中，有太多不靠谱的内容，不少人都难以分辨。
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表明，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占8%，气候影响占7%，而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60%。因此，具备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健康产业长足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
在我国健康产业中，保健品领域的发展迅速。20年来，我国保健品消费年增速为15%~30%，高于发达国家的13%。高速发展也带来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问题，不但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也影响了产业自身的发展。我国养生之道既源远流长，也存在诸多误区，打鸡血、生吃泥鳅、一把绿豆治百病等荒谬言行，都曾广泛流传。因此，应继续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力度，增强其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面对公众的科普中，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是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目前获得知识很容易，但是知道“为什么”，比知道“是什么”更重要。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言：我们需要把丢失在知识中智慧找回来。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公众缺少逻辑思维训练，应该将逻辑学作为必修的通识教育，增强公众理性思维能力。
健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充满了未知、谬误和艰辛。路漫修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