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为了减少城市治理难题，目前采取的是赶人的粗暴办法，这是不对的。”在9月15日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作出上述阐述，他提出“以深度推进城市化制度改革应对经济增速下降。”在徐林看来，这些制度化的改革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治理要开放包容，将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城市居民而不是基础设施投资。

       徐林说，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来实现，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实现上述变化并不容易。但是中国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进一步推进或者改善劳动力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这种效率怎么提高，就是进一步要推进农业劳动生产力或者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地区转移就业和居住。

       他进一步解释称，中国目前劳动生产率在三次产业中最低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产业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非农产业就业，就会进一步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进一步推进深度城市化。

       “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是现有2.8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那些已经具有稳定就业和落户意愿的人，应该让他们落户，同时让他们有权利把自己的家属，特别是留守儿童也带到城市来。第二，我们现在还有大概8、9千万的在城市间流动的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些人主要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去就业的人，他们很多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他们很多人也没有就业所在地的户口，这样的人在北京有很多，他们是很不稳定的一个群体，因为没有户口生活很不方便，抱怨很多。所以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我们长期有3亿多的就业群体因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能享受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那这个社会怎么会稳定呢?我觉得是不稳定甚至是脆弱的。”徐林说到。

      既然深度城镇化就是要推进进城农民工和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那些人，落户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那么应该做哪些制度化的改革呢?”在徐林看来，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对农村制度的改革、城市治理要开放包容、城市开发模式应该更加集约化等方面。

       “我们过去谈的是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在城市就业的人，他对就业所在地所做的经济和财政贡献和有户籍的本地城市居民是完全一样的，有的贡献甚至更大。所以他不应该在城市公共服务上受到任何差异性的歧视性待遇。”徐林表示。

      关于农村制度的改革，徐林认为，关键是要解决两大难题：第一是，使得农村土地的制度可以在稳定保证粮食安全的足够数量基础上，使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使用能够更加符合高效的原则，让种地有利可图，如果种地不挣钱没有人会愿意去种地了，没有人种地就不会有粮食安全，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是，使得退出农民队伍进城的农民工的土地财产权，特别是宅基地财产权可以有退出变现获利的渠道，或者有长期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这样可以使进城农民的农村土地财产权有一个稳定的受益制度安排。

       谈到城市治理要开放包容时，徐林说，我们很多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为了减少城市治理难题，目前采取的是赶人的粗暴办法，这是不对的。对一个城市而言，不管城市多么高端，它需要不同层次的城市居民之间的协作，才能确保城市的合理运作，这样的城市才会有效率和有竞争力的。

       “比如说，纽约高不高端?纽约当然很高端，但是纽约也有很多低层次劳动力在为城市服务，为城市高端人才服务。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纽约市政府在改造城市地下空间，把原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地下室进行改造，改造后的地下室可以出租给低层次低收入劳动力去使用。我觉得中国城市也应该学纽约去做，而不是简单的把住在所谓有安全隐患的地下室的低端劳动力赶出来。”徐林补充说到。

      徐林还表示，需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城市居民而不是基础设施投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公众服务，毫无疑问会增加城市政府和财政的压力。只要把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做一些改进优化，减少没必要的锦上添花的基建投入，一些部门的专项转移支付投入，就一定会腾出更多的钱用于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

      此外，也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城市开发模式。“中国城市特别是城市新区的开发模式都应该更加集约化。现在很多城市和新区规划面积非常大，规划面积比原有城市上百年形成的建成区还大。但是花了大量的钱搞基础设施，最后开发面积过大形不成密度，聚集不了产业和人口，所以商业也发展不了，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偿还债务。这样的城市开发模式如果不改进的话，这不仅会增加城市的财务和债务负担，还会进一步减少城市政府投入更多公共服务资源更好服务居民的意愿和动机。”